抗战胜利之际，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闹市，南京路与四川路的交汇点旁，坐落着一家名为鼎元钱庄的钱庄。1947年，这家钱庄正式营业，生意红火，直至上海解放宣告其业务终止。鼎元钱庄对外看似从事票据交易、汇兑等金融业务，实则它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处秘密钱庄，亦作为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钱庄肩负着筹措资金、搜集物资、接送人员、购买补给支持革命根据地的重任，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显著贡献。然而，这家钱庄的掌门人，那位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却鲜为外界所熟知。
进步书生担特殊使命
1914年，许振东诞生于风光旖旎的江南古城——镇江。他家庭中有兄弟四人，其中一位是哥哥，两位弟弟，许振东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投身于长江航运行业，视野颇为宽广，家境亦颇为优渥。在青年时期，许振东深受家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对读书学习情有独钟，致力于探索文化科技知识，其人品亦颇为端正。此外，自幼随父亲在长江上奔波于航运事业，耳濡目染之下，以及后来经营书店的经历，使他在经营管理方面颇有所得，擅长于商界的社交，头脑机智，具备卓越的营销才能。
抗战初期的桂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许振东于1936年10月，广西大学迁址桂林以避战火之际，怀揣求知之心踏入了这所大学。在求知的同时，他与人携手创办了“桂林”与“東江”两家书店。这段日子里，许振东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与邓克生，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雪寒在桂林开设了新知书店，邓克生则负责写读出版社，两人均受中共党组织指示，以书店和出版社为掩护，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许振东深受鼓舞，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频繁参与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如散发张贴抗日宣传标语和传单、街头抗日演讲、印刷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以及组织学生抗日救亡队等，接受着中共党组织的培养与熏陶。
1940年年末，桂林的政治氛围急转直下。遵照李克农的安排，许振东先行撤离桂林，迁往上海。紧接着，邓克生与其姐姐邓评、挚友李仲融三人组建了党小组，并从上海前往苏北根据地。他们在上海逗留了数月之久，期间的生活起居均由许振东悉心照料。当时，许振东与徐雪寒在上海筹备习作出版社及印刷厂，邓克生正致力于修订《经济学常识》，而邓评则在撰写《哲学常识》。这两部小册子均以习作出版社的名义印刷发行，出版经费亦由许振东慷慨赞助，这两本小册子在左翼青年群体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许振东在其个人简历中回忆道：“1941年，鉴于上海私营印刷厂受到威胁，不敢为生活、新知等书店承印书籍，徐雪寒同志提议与我共同创办印刷厂，自行印制书刊，并委托我出面申请营业执照。”
“不宜加入民主党派或参与民主运动，而应以工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自1941年起，许振东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展开活动，成为了一名虽非正式党员，却拥有特殊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他的组织关系由上海金融业地下党员韩宏绰（建国后担任上海宝钢物资处长）负责联络，进而转至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唐若愚（建国后任福建某大学副校长）处，通过单线联系。
铺设地下汇线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起了内战烽火。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法币被强制推行，而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则被严格禁止进入，关卡林立，严密检查。一旦查获，不论金额大小，无不遭受严查与迫害。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苏皖边区政府需为军民购买必需品，并向中共中央输送在国统区工作的资金，频繁转移大量资金。除了通过出口贸易兑换外汇，别无他法，唯有依靠秘密途径运送法币或黄金。
为攻克汇兑不通而需按时且确保资金安全转移的难题，华中财委果断决定，由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负责寻求解决方案。徐雪寒第一时间前往苏北根据地的高邮，与当时担任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的邓克生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商议建立秘密汇兑渠道、突破敌方封锁以及安全转移资金的策略。徐雪寒请求邓克生介绍“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以助于在上海开设钱庄和拓展商贸业务，同时构建上海交通站及秘密汇兑线路。邓克生立即推荐了许振东。
1946年春节的欢声笑语犹在耳畔，徐雪寒便毅然踏上征程，孤身前往上海，寻访许振东。他暂居于许振东的府上，与许振东商讨一项宏图大计——构建一条由苏北通往上海的地下金融与物资通道，旨在促进苏北地区与外界的经济交流。许振东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赞同，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不日，许振东携其弟许介眉一道前往高邮，与邓克生展开实地考察。华中财经委员会和华中银行的领导陈国栋、徐雪寒与许振东会面，并下达指令：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迎接全国的解放，需迅速从高邮至上海构建一条秘密的通汇渠道。经过协商，决定在包括高邮、扬州、镇江和上海在内的几个重要地点设立负责汇兑业务的钱庄。这些钱庄的资金将分别由华中财委、华中银行以及许振东所创办的上海仁泰钱庄各承担一半。同时，明确规定，位于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管理，而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全权负责。
同时，我们明确了该地下汇兑通道的核心职能：首先，华中银行通过高邮的益大钱庄，与上述各钱庄进行款项的汇兑与调拨。当敌占区地下组织需要资金时，可借助此通道迅速完成汇款；若需在上海采购物资，亦可通过此线路进行资金汇划。其次，此通道成为华中银行处理外汇的重要途径，将华中银行收到的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包括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等）及时输出。在边缘地区，政府征收的税款及粮食代金（在老解放区即为公粮）通常为国统区货币，征收后华中银行便迅速通过此通道将资金调出解放区。最后，此通道还作为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线路（对外则以钱庄人员的日常往来为掩护）。
鉴于战争、风浪等可能导致封江的种种因素，为确保钱物流通不受影响，经慎重商议，决定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洲设立一家百货店。该店由高石祥担任经理，何家驹担任副经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转运输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急需军需物资进入解放区。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该店更是专注于为华中银行和高邮益大钱庄运输大量小麦等农产品至国统区销售。在敌伪军警检查或封江等紧急情况下，百货店亦可作为应对的临时据点，保障过往人员、财产及物资的安全。这家百货店实质上扮演着中共地下掩护点、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的角色，同时也是地下通汇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穿梭于上海与苏北解放区间的秘密交通线，往往始于上海，旅客或乘火车、或驾车、或搭轮渡至镇江，而后搭乘渡船横渡长江，抵达瓜洲，再换乘小船前往高邮。在此期间，许振东负责引导七八位地下党干部经瓜洲进入解放区。恪守组织纪律，他从不主动询问干部们的个人情况，而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做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许振东回忆称，他的任务便是将“客人”安全送达前往解放区鞠家沟头的小船。后来，他得知首批通过这条秘密线路的“客人”包括恽逸群、艾寒松、楼适夷三位。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的总编辑，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及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艾寒松，1938年入党，曾任中央上海市文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楼适夷同样是党的干部，曾任职于《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及副总编辑。恽逸群、艾寒松、楼适夷三人受中共中央指示，在上海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因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他们不得不撤离上海，在许振东的安排下，通过这条秘密线路返回苏北解放区。
除此之外，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季平及其夫人，亦是通过此地下通汇线路，从国统区的上海踏入苏北革命根据地的。那时，许振东考虑到刘季平夫妇可能难以适应苏北的严寒气候，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保暖衣物，并妥善安排了充足的路费。在上海解放前夕，作家臧亦夫、邓亭等众多革命青年，也是在许振东的热情接待和安排下，得以安全转移到苏北根据地的。
钱庄兼秘密处
1946年6月，许振东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着手筹备鼎元钱庄。该钱庄的办公场所位于金陵东路79号的仁泰钱庄楼上。中共上海党组织特地派遣了地下党员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三位同志予以协助，他们分别担任了鼎元钱庄的襄理。在股本金的筹集方面，继续遵循了邓克生与许振东在高邮所商定的方案：华中银行出资占比50%，许振东的仁泰钱庄投资占比40%，其余10%向社会公开招募。股本总额预计约为黄金800两。
1947年3月，鼎元钱庄在沪上滇池路口的四川路247号揭幕开业，其南侧与祥泰银号毗邻。在上海市解放之前，许振东先生一直担任该钱庄的经理一职。《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对此有着详实记录：“在党的领导下，鼎元钱庄于1947年春正式投入运营。徐雪寒同志亲赴上海进行部署，钱庄总经理一职由许振东先生担任，而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三位则担任襄理。”
不久后，鼎元钱庄的生意方兴未艾，许振东与徐雪寒便着手拓展业务：在解放区的高邮临泽镇，设立益大钱庄，由许振东的胞弟许介眉担任经理，汪华受华中银行第二分行的委派，出任副经理，会计一职则由杨玉清担任，直接隶属于华中银行领导。在淮阴，原有的丰华钱庄之外，又增设了裕大钱庄；扬州则设立了仁泰钱庄的分号，由殷永森出任经理；镇江则开设了大中钱庄，华中银行特地指派许振东的兄长许志远担任经理；至于上海，仁泰钱庄的经理一职则由许振东的另一位弟弟许培东接任。这些钱庄均以私营的形式运营，直接与上海鼎元钱庄相连接，主要从事所谓的“外汇”业务（当时解放区将敌占区的货币称为“外币”），由此形成了一条连接解放区至扬州、镇江、上海的地下汇款通道。这条地下汇款通道不仅肩负着金融使命，还充当了中共人员秘密往来的秘密交通线。保密工作执行得极为严密，直至上海解放方才终止。
在此期间，随着鼎元钱庄业务的不断拓展，市场上流通的票据数量激增。钱庄凭借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成功地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资金转汇提供支持，助力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并在货币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鼎元钱庄还通过内部关系，成功争取到国民党银行的资金，用以支援解放区。同时，钱庄还积极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例如，通过业务联系的优势，曾一次性采购了30多万双军鞋运往解放区。许振东还慷慨地将钱庄经营暗账所盈余的900两黄金上缴党组织，确保华中银行投资的本金得以全部收回。不久，中共党组织在香港创立了宝生银行，鼎元钱庄投入了20%的股份。夏衍与张尔华在香港创办了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钱庄则投入了260两黄金的资金支持。至1948年底，许振东再次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给了上海中共党组织，并将自己的红利全部上交。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军用胶鞋、搪瓷碗等急需物资，并将所有物资运送至东北战场，有效缓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为解放战争提供了直接支援。
正当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犯解放区之际，交通线被切断，汇兑业务亦告暂停。许振东先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迅速将手头的汇款结余悉数兑换成黄金，妥善保管，以规避国统区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风险。
在此期间，许振东与徐雪寒并肩作战，共同在上海创立了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行、同庆钱庄以及懋兴土产出口商行等六家机构，并在其中分别担任常务董事、董事等职。他借助鼎元钱庄的资金支持，确保了这些企业的稳健运作，从而更有效地筹集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为党组织积聚了宝贵的资金。同时，许振东巧妙地利用与国民党高层及军界交往的机会，搜集各类情报。为了确保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的安全，避免引起特务的注意，许振东不仅未动用鼎元钱庄的资金，甚至未曾触及仁泰钱庄的资本，而是倾尽自家的积蓄，高价购得绍兴路上一座私人宅邸。正是这所宅邸，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而安全的聚集点、庇护所和转运中心。
白色恐怖对抗敌
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加剧的背景下，军警密布，特务横行，与许振东保持联系的仅有徐雪寒与陈明两位领导。肩负重任的许振东不得不频繁与组织保持联系，以交换情报、接受任务。然而，徐雪寒频繁穿梭于上海、香港等地。当他们不在上海时，一旦遇到麻烦，朱枫便成为指定的联系人。朱枫当时以鼎元钱庄财务代表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女战士。1947年冬天，徐雪寒因紧急事务需前往香港，朱枫为他购置了外轮头等舱的船票。许振东将自己的皮袍和礼帽借给徐雪寒，助其装扮成富商，并由朱枫亲自护送上船。1950年2月，朱枫在台湾完成组织交付的秘密搜集国民党上层情报的任务后，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6月10日，在台湾英勇牺牲。
许振东对党的忠诚无以伦比，他全力以赴投身于党的事业，始终如一地恪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即便在和平时期，他也严守沉默，对那段历史闭口不谈。直至“文革”结束后，他才以“个人简历”的形式，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详细阐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许振东的妻子陈志威，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堪称难得的贤内助。她曾与许振东一同前往解放区。遵从组织的安排，她选择留在上海，并毅然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协助许振东化解了诸多危机。在漫长的险恶斗争岁月中，陈志威展现出极高的警觉性。一次，她陪同从根据地来的人上街购物，在毛线店内，她突然察觉到有人暗中跟踪。她轻声拉了拉根据地来人的衣角，以眼神示意，两人便趁机离开了毛线店，穿梭于数条胡同之间，最终摆脱了跟踪者。事后，她悄声向从根据地来的同志透露：“我们刚进店，就有两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尾随而来。男人怎么会进毛线店？显然是特务。”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陈志威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不知疲倦、不计得失、不惜牺牲生命，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她迎来送往，确保每一位来家中歇脚的党内同志都能感受到安全与温暖。
许振东的胞弟，上海仁泰钱庄的掌门人许培东，不仅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勤勉地为党组织筹备物资与资金，更是一位对中共充满真挚情感的友人。他曾在自己的家中秘密接待并庇护进步人士。
钱庄使命终了
在解放战争的接连胜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勇渡长江。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勇往直前，挺进繁华的上海，宣告这座城市获得解放，从而标志着鼎元钱庄地下斗争的历史使命得以圆满完成。不久之后，许振东收到了一封来自战友邓克生的信，信中如此写道：“能如此自由而毫无顾忌地给你写信……老许啊，让我们先来个紧紧的握手吧！”邓克生此次使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的正式信笺与信封，字句间洋溢着革命的热情，那些往日的暗语与商界的客套话，此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上海解放之后，鼎元钱庄的众多成员投身于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金融界的翘楚与中坚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许振东卸下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职务，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他多次重返故里——镇江，以及瓜洲、扬州、高邮等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与故乡，重温儿时游历过的每一寸土地，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变迁与发展。许振东一生致力于金融事业，然而在待人接物上，他却始终保持谦逊有礼，生活简朴至极。在他家的客厅中，始终高悬着两幅他视若珍宝的墨宝，一幅是董必武的墨迹，另一幅则是郭沫若的题字。这些作品不仅见证了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那段风雨飘摇岁月的记忆，也体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与相互扶持。
“在与许振东的长期交往中，党组织确认了他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他积极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廉洁奉公，绝不私吞一分一毫，且深谙金融之道，擅长经营管理，因此委以重任。他亦毫不犹豫地接受使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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